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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影院之后,我们或许也是施暴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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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,霸凌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

这个词变得常见,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或现象是最近才冒出来的。事实上,它一直都在。早些年,大家很少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说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社会氛围,受害者往往羞于启齿。很多人会觉得,把被欺负的经历说出来是一件丢脸的事,甚至会被认为是自己不够强大、性格孤僻才招致了祸端。再加上当时并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社交网络,零星的声音很难成气候,无法形成一个被大众持续热议的公共话题,很多受害者只能选择沉默,将创伤自我消化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题材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大家逐渐意识到,即使那些黑暗的经历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,依然有大声说出来的必要。前些年,我们也看到不少国外的明星和公众人物,因为无法走出童年或早年遭受霸凌的阴影,最终选择了自残甚至自杀。比如 Linkin Park 的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,他在童年遭受的虐待和欺凌成为了他一生都在对抗的梦魇,最终酿成悲剧。这些血淋淋的例子一次次将话题拉回公众视野,让人们意识到,霸凌留下的伤痕可能终身都无法愈合。

今天之所以想聊这个,是因为最近在听罗永浩的新播客,每周四更新我都会听。作为发起人和主持人,老罗在采访不同嘉宾时,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自己曾经被霸凌的经历。与此同时,这两年看过的影视剧里,哪怕核心剧情与此无关,编剧也越来越倾向于加入描述霸凌的桥段。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。

先表明一下我的观点:霸凌无疑是一件可耻的事情

尤其是发生在童年时期的霸凌。施暴方往往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,他们缺乏成年人的社会独立意识,更没有法律观念,因此下手往往不知轻重。这种不受控的暴力,无论是肢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,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。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摧残,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原本的人生轨迹,甚至造成不可逆的心理扭曲。

我想把这个话题稍微拆解一下。

首先,「霸凌」这个词本身就是从英语 bullying 音译兼意译过来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大陆更习惯使用「欺凌」这个词,字典里收录的也是「欺凌」。「霸凌」这个词直到这两年才仿佛成为了主流用语。从定义上来看,它是指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,个人或群体持续对他人进行的蓄意欺凌、压迫、骚扰或排挤行为。它可以透过肢体、言语、人际关系或网络等方式进行。

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:权力不对等

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,或者我们大多时候脑海里联想到的,往往是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围殴,或者是言语上的羞辱。这种「童年叙事」很容易引起共情。但当我们走出校园,进入成年人的社会后,这种基于权力不对等而产生的欺凌、压迫和排挤,其实无处不在,只是它们变得更加隐蔽,甚至被「合理化」了。

如果在生活中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这种「社会性霸凌」比比皆是:

写到这里,我觉得事情变得有些讽刺。

我们很容易在看了一部讲述校园霸凌的电影后,义愤填膺地在朋友圈转发,声讨施暴者,同情受害人,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,非常冠冕堂皇。

但在现实生活中,当我们身处那个「权力高位」,哪怕只是拥有了一点点相比于他人的优势(比如更体面的工作、更健康的身体、或者是作为甲方的身份)时,我们是否在不经意间,已经成为了那个施暴者?

霸凌是绝对错误的,这毋庸置疑。但我时常在想,我们在高呼反对霸凌的同时,是否具备足够的自省能力?我们是否在在不经意间,也变成了那个凭借微小优势去挤压别人空间的人?

这种思考让我感到有些矛盾,甚至有些「拧巴」。一方面,我们对霸凌深恶痛绝;另一方面,我们又似乎很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,时刻保持对他人的绝对平等与尊重。

反对霸凌是绝对正确的,这不需要讨论。但我更想说的是,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立场去反对它,其实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从自身做起。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我们在电影院里流了多少同情的眼泪,而在于当我们成为了那个握有「权力」的一方,无论这个权力是来自职位、金钱,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是那个「大多数」。我们是否还能管住自己,不去利用这种不对等去伤害别人。

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,在日常的琐碎中时刻警惕自己,不再作为施暴者参与到那些隐形的社会霸凌中去,我们对他人的声援才显得有力量,而不至于沦为一种廉价的自我感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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